文化侵略带来的弊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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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艾滋病的传播中，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了。在相关政策的制定者或者教育者之中，也很少有人会否认在他们的工作中保持“文化敏感”的重要性。但是，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对文化的理解是不同的，不管是他们对文化的界定还是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都是这样。例如，在近的一期《美国人类学家》上有作者说（Rodseth，1998：55）：
文化被描绘成一种有机体、一种精神、一种上层建筑、一种集体意识、一幅织锦（tapestry）、一种体系或者一种文本。然而，所有的这些模型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，有些人类学家已经威胁要干脆放弃界定文化。
但是，在中国，在关于艾滋病的论述中，“文化认同” （或“文化身份”cultural identity）的观念表现得为明显。自从1985年第一例艾滋病公布以来，官方的论述都把艾滋病视作西方资本主义的后果（Gil 1991）并且确信“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”可以抵御艾滋病的传播。
例如，1987年，据英文版的《北京评论》报道，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认为：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可能性“很小”，“因为在中国，同性恋和性乱行为是违反法律的，也是违背中国道德的”。近有一本为学生准备的教育宣传册则告诉读者：“我们国家优良的文化传统可以帮助年轻人避免感染艾滋病。”（NHEI 1995a）
全球化与本土化造成了文化的紧张状态。这也反映在中国对于同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争论之中。大多数的官方论述，至少在艾滋病传播的初期，都把同性恋看作是从西方传进来的腐朽行为，是与中国文化背道而驰的。在报道同性恋感染率的时候，官方媒体坚持报道低的数据。但是那些倾向于接受和容忍同性恋的论者们，不论是中国国内的（见Li1998, Li和Wang1993）还是西方的（Hinsch1990），都从文化的角度来反驳这种观点。他们指出：同性恋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献中早就存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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